文/图  本报记者  莫文艺  通讯员  李明晖  肖梦雅

       近日，由广州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和广东省博物馆共同主办的“银饰人生——19-20世纪中国‘洋装’银器展”在广州博物馆专题展览厅开展。

      本次展览汇聚来自广州、上海、宁波等地102件（套）19-20世纪中国“洋装”银器精品，生动展现了在大航海时代影响下，随着18世纪西方持续百年的“中国热”的兴起，中国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与中西文化相互交融激荡的历史。这些熠熠生辉的“洋装”银器，凝聚着东西方银器铸造技艺和中国传统匠人精神，远销海外，见证了在西方世界持续百余年的银器中国风，谱写出中国在海外贸易史上的“白银时代”，记录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人文情怀，掀开了中国银器发展史的新篇章。本次展览展至8月10日。

      15世纪，欧洲人积极开拓新大陆和海上新航线，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预示着全球化贸易的兴起。海上贸易路线的扩张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连接在一起，以美洲和日本为主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市场。充足的原材料，海洋贸易的迅速发展，加上其时西方“中国热”激发的市场需求，从18世纪中叶起，广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政策和生产技术优势，率先大规模生产符合外销需求的银器制品。当时的广州匠人以西式银器为模范，从传统金银器、西洋版画、插图、书籍中获取灵感，传承创新，创造出大批工艺精湛、价格适中、融中西文化元素于一身的银器，畅销欧美，成为欧洲贵族的日用和珍爱之物。这样有别于传统样式的银器制品被时人称作“洋装”银器，广州首开“中国外销银器业”之先河，并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一枝独秀。

      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期间，广州的“洋装”银器店铺主要集中在十三行商馆区一带。据外国人游记记载，当时的靖远街（今广州文化公园一带）堪称老广州的“纽约第五大道”、伦敦的“Bond Street”，以广州商馆区最宽敞的街道而闻名，工艺精湛的广州银匠云集此地，旅华外商纷至沓来，中西元素共融，风行海外。银光丽影，中国“洋装”银器从广州走向世界，引领一个时代的银器风尚。

      香港开埠之初，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迅速崛起，成为“洋装”银器发展的理想地。早期香港银匠的制作工场，主要集中在上环的荷李活道、士丹顿街一带，而店铺则多开设在皇后大道，当中以创业于广州的宏兴最具规模，银器产量最多，其业务甚至扩散到海外，曾为当时美国知名的珠宝公司蒂芙尼制作银器。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粤人在沪开设的“洋装”银器店日渐增多，被称为“广帮银楼”、“西式银楼”、“洋装首饰店”等，外国人和本地富家大族之家趋之若鹜，上海也因此成为继广州、香港之后“洋装”银器生产销售的又一重镇。随着西方文化的深入传播和“洋装”银器消费群体的扩大，20世纪10年代至40年代，许多内地城市如北京、汉口、天津、九江等地的传统银楼也开始将业务范围扩展到销售各类“中西器皿”，“洋装”银器逐渐成为近代在华侨民和国人喜爱的生活用品或纪念物。

当时的中国“洋装”银器制作精工细巧，器物往往集多种装饰工艺于一身，其器型、工艺、装饰风格等亦多元发展、与时俱进，从早期仿西式风格，到融汇中国花卉、人物、动物、建筑等传统元素，从早期多采用银鎏金和累丝工艺，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满工锤揲的装饰特征，呈现出纹饰繁缛、华美亮丽的艺术风格，为国人所喜爱追捧，不断适应社会变迁和市场需求。

      “洋装”银器的风格和技艺具有地域性和时间性。上海银楼擅长錾工，北京透明珐琅、掐丝、镶嵌等复合工艺见长，四川成都以累丝多见，而十三行时期的广东银器，主要采用锤揲浮雕的精巧技艺，俗称“广东工”，利用银质金属的延展性，以手工锻造锤揲成薄片，装饰于银器表面使图案和纹饰凸起成浮雕样式，工艺精湛，银光闪耀。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随着旅居中国的西方人日渐增多，其社会习俗、礼仪也随之传播而来，华洋杂处，万里之外的西方生活方式悄然浸润着近代中国社会，原本专为西方人士设计制作的“洋装”银器逐渐被国人所接受并广泛使用，其销售对象从外国人为主扩展到华洋并重，在杯觥交错、日常饮食、文体娱乐中影响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其实用性逐渐弱化，纪念意义增强，在体育赛事、社交礼仪、婚姻嫁娶、喜庆贺仪等场合下频频出现“洋装”银器的丽影，纪念杯、奖章、盾牌等，不一而足，成为中外人士传达情谊、人情往来、展现生活情趣和品位的重要载体，是近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纪念，见证着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习俗、审美时尚、市民阶层精神世界的发展和变迁过程，承载着时人的百味人生。

清锤揲人物故事纹飞翼龙柄银带盖奖杯（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藏）

奖杯融锤揲、镂雕、錾刻、焊接、鎏金等多种工艺于一身、装饰精美。杯底戳印：WANG HING 90大吉。

清银鎏金累丝烧珐琅番莲纹盖盒（广州博物馆藏）

整器以累丝、镀金、堆塑、焊接和烧珐琅技法制成，器身和器盖贴焊珐琅彩，饰以大开叶西番连纹，盒顶以细丝堆塑双龙纹，四个器足采用西方常用的倭角形足，支撑起整个盖盒，融中西文化于一身。

清镂雕二龙戏珠菊花纹紫檀木座银枱钟

（广东省博物馆藏）

约1880-1890年，广州制造。枱钟两侧立柱通体錾刻二龙戏珠，钟盘底部镂雕带翼双龙支撑，外围镂雕菊瓣纹。在欧洲舶来钟表的影响下，广州工匠结合中国传统工艺，制造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钟表。

清錾刻花卉纹银篮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

银篮边饰焊接锤胎卷草纹，盘内沿錾刻大卷叶花卉纹，盘心用英文錾刻铭文信息，上海“联和”号商品。19世纪60年代联和于广州开店，后移往上海，是上海较早和影响较大的广帮银楼。

清人拉黄包车带调料器银摆件、清人推独轮车带调料器银摆件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馆藏）

艺术反应生活。黄包车、独轮车、日常劳作和石井生活片段，中国近代生活景象成为香港“洋装”银器的重要创作素材。

民国银珐琅仕女像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馆藏）

仕女像底部戳印：天津物华。天津物华楼金店是光绪七年宁波帮领军人物严信厚独资创办，最初店址在民国最繁华的商业街估衣街，为天津金银首饰业实力最雄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