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郅 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导、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副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教育建筑委员会委员、《建筑师》杂志编委、广东省建筑学会副会长、广州市人民政府咨询顾问、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建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府参事。2016年被评为全国勘察设计大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2年获得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提名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4年亚洲建筑推动奖(国际建筑师协会颁)、2006年羊城十大设计师(空间类)(2006广州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及羊城晚报联合颁发)、第四届中国环艺设计学年奖(建筑景观类)最佳指导教师奖(2006年12月中国建筑协会室内设计分会教育委员会颁)、中国室内设计卓越成就奖、亚热带大型公共建筑可持续营建技术研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从业30余年来,项目工程设计成果丰硕,其中珠海机场航站楼和乐山大佛博物馆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福州大学图书馆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银奖,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获得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银奖,还获得建国六十周年创作大奖三项,省部级设计奖项累计58项。
郅者,至也,《史记·司马相如传》:“文王改制,爰周郅隆。” “郅”字通常用于表达最、极的意思。
1955年的11月18日的湖南省长沙市潘家坪,陶氏家族的一个男婴伴随着响亮的哭声呱呱落地,父母或是希望他今后能将每件事做到最好,做到极致,故取名一个“郅”字。谁曾想中国建筑界的一颗璀璨之星从“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湘楚大地走出,并在五岭以南冉冉升起,用其一生的努力践行着“郅”之含义,他就是视建筑创作为全部生命的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陶郅!
年少求学华南,师从建筑大家
陶郅1973年高中毕业后进入乐器厂从事了5 年小提琴制作。小提琴制作既不属大木作(中国木构建筑工匠),又不属小木作(家具陈设木工),或应算作精细木工一类,虽然以建筑不沾边,但深深烙下了匠人精神。1977年恢复高考,陶郅第一批入读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学习建筑学。
“我们读书的时候,相比较于数理化这种纯科学技术的专业,建筑学还不是特别热门。那时拿着画板到东湖边西湖边画画,别人看着觉得很新鲜——怎么工科学校还有画画的?”陶郅表示,当时大家的学习氛围很好,学生很勤奋,老师教的也很认真,“记得当时每天晚上都有一位老师坐在课室里到八九点钟,我们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问,老师也可以随时帮我们改图。而且当时不管是工程图还是渲染图,都是靠自己手工画,不像现在都是电脑制图。”
本科毕业以后,陶郅师从龙庆忠教授攻读研究生学位,龙庆忠教授是华南建筑历史与理论学科的开创者,创立了建筑防灾学和建筑文化学,以非凡的体魄和执着的精神,躬耕学术田野,在文革后成为我国第一批建筑史博士导师,培养了一大批建筑历史和理论人才。“龙先生治学严谨、博览群书,提倡建筑学要有中国的建筑理论,提倡建筑师要有高尚的思想道德,以天下为己任。龙老在80高龄时,仍不知疲倦地工作,在培养学生方面,更是呕心沥血。”龙庆忠教授对学术的严谨和对工作的忘我对陶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陶郅在研究生期间做了大量岭南传统建筑的研究,而那段时期又恰逢改革幵放之后西方建筑思想的大量涌入,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也给他留下了深深烙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营造建构的实践、对地域表达的关注,以及西方建筑理论中对逻辑正确的追求、对空间形态的拿捏,这些都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他后来的设计之路。
事业扎根岭南,展现“平常”“非常”
20世纪80年代改革浪潮兴起,怀着“研究历史不如创造历史有趣”的设计理想,陶郅毅然进入还是初创期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开始画图建房子生涯达三十余年,至今不悔。自从事设计之初,陶郅就秉承把建筑看作是“平常”的事情,而不是“非常”的事情,“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在物质世界应该总是平常状态,而不是不合逻辑的非常状态。”他表示,创造历史不敢说,融入历史进程是肯定的。
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五年,陶郅一直执着于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和设计水平。1990-1991年陶郅到香港何显毅建筑师事务所进修,进一步学习先进的建筑理论并参与设计实践。又于1998年09月至1998年12月,首批入选中法政府学术交流计划“50位中国建筑师在法国”,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法国巴黎机场公司工程部继续深造。陶郅回忆道,“在巴黎机场公司,虽然时间很短,但学到的东西还是很丰富的。当时保罗安德鲁亲自带我们去工地,他们的工作非常讲究细节,在做大型的公共建筑项目时候,对于原创性已经强调到了细部去了,比如说当时在法国高铁(TGV)戴高乐机场站那个路灯的设计,就其实是采用了二三十年代的(巴黎)老火车站的那种东西,但是又设计得非常现代,他们的建筑师是要做公共艺术品的创作。而我们国内就交给电气,你跟我弄个电灯往那里一摆,它的高度大概要多少,色温要多少,甚至现在大部分建筑师可能连色温的概念都没有,灯光在室内应该是多少色温的选择,估计连色温这个概念,灯具照明的光源是怎样的,很多建筑师都不知道这个。”因此,他认为建筑是营造者或建筑师为人类行为度身定做的空间场所,它必然要反映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既有独处的经验空间,又有群体性的互动空间。“建筑师总是在虚幻与现实的情境中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似是而非之间作出选择和判断,希望自己能够恰到好处地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点。经验证明这个点常常找不到,因此建筑师必须要学会在永无休止的坚持与妥协中生存。”
探索建筑逻辑正确,追求“此时此地”
“我喜欢在一系列复杂的边界条件下找寻建筑的内在逻辑,就个案而言,理论上解决方案无穷无尽,然而我常常沮丧地发现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并不太多。”陶郅一向关注个案中隐性语言的表达,如:空间的路径:空间情境的控制;空间语义的模糊性、趣味性等,同时也关注建筑地域文化的表达,边缘艺术向建筑的渗透和融合。陶郅认为,一个有责任的建筑师为用户提供增值的功能也应该是其首先要考虑的。“我喜欢在有约束的条件下寻求建筑的解决之道。只有有约束、有挑战才能刺激灵感;只有约束才能够在一系列‘关系’中寻求逻辑线索。通常一个解决得满意的个案往往在于其逻辑关系的‘正确’,这个逻辑关系的建立足以说服自己,个案在这种逻辑架构下是成立的、是有理由的。”陶郅指出,在一系列复杂条件下建立一套和谐的逻辑关系和在宽松的条件下善于找出或设定出案中的约束条件都是一个建筑师专业素质需要培养的,“我的信条是一个好的建筑‘逻辑上的正确’比‘形式上的伟大’更让我心安理得。
陶郅以乐山大佛博物馆为例,阐述了这一理念,乐山大佛博物馆由博物馆和小剧场两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近一万平方米。他们试图在一个狭窄的山坡地上找寻建筑与山体依存的逻辑关系。“建筑的形态直接由崖墓(乐山地区主要文物为崖墓)经过正负形体转换演化而来,一组高低错落的箱体建筑从山崖中生长出来,箱体内部即为博物馆展厅。主入口处采用崖墓入口的处理手法,较为收敛而退隐,门头由三尊佛像造型装饰。小剧场退到基地后部以突出博物馆的主体形象。小剧场前小广场一侧竖起了一个由钢,玻璃,膜结合的光塔,光塔的造型为中国传统密檐塔的现代版本,凸现了博物馆的佛教主题。博物馆内庭由一组三角形折板玻璃光棚覆盖,光棚下自由地一组张拉膜使阳光透过光棚照到室内随时间变化形成一系列有趣的光影。内庭一侧自然的山体露出红砂岩本身的质感,岩体上生长着青苔;与博物馆人工建筑形成对话。整座建筑外墙采用当地出产的红砂岩,表面做出凸点机理,阳光下泛起特殊的光彩。”
此外,陶郅的建筑创作还特别追求“此时此地”,“‘此时’”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我的水平的最高点,我希望我的创作是用尽了我的思想去完成的;另一个意义是指体现历史大背景下的‘此时’;‘此地’指的是建筑与周围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形成的整体和谐。此时此地其实就是代表建筑的时代性与地域性,这是建筑永恒的主题。”
践行产学一体,融入科研创新
陶郅认为,建筑师其实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职业,工作的对象是实实在在会建出来的建筑,与纯粹虚的艺术创作不一样。在引导学生的过程中,他问的比较多的是建筑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工作室基本上还是注重实践性,注重整个过程的实际操作性,注重强调个案的研究。比如你要在一个场地做,就要实地勘察这个场地;在某个城市做,就要深入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背景,我们强调在勘察场地的时候需要了解场地特征和城市特征,了解同时代的建筑师工作的成果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希望做的东西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所以这个也是能够让学生们比较(容易)进入建筑师工作状态(的方式)。”陶郅表示。
陶郅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和学生传达这个道理:设计一个符合时宜的建筑,在特定的条件要做特定的事情,不能盲目地去做。如果一开始就希望设计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这种想法的初衷就是不可取的。“建筑师要清醒面对当前形势,我们提倡建筑师乐于去做城市背景形建筑。大量朴素、低调、简单的背景形的建筑才能真正烘托出城市地标建筑。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进行合理的统一规划,建筑变成孤立的单体,城市会变得很混乱。由于信息的高度发展现在年轻的学建筑的学生的也很容易陷入混乱,好的建筑与不好的建筑在不同的价值观底下变得越来越难以确定,新的设计层出不穷,喝彩和喝倒彩共存,大家对优秀建筑的标准陷入空前的混乱。我认为建筑师必须足够理性,清醒,能够分辨正确和错误,必须正清本原,设计要回归建筑的基本理念,回归到对人的关怀,对自然的尊重。那么我们做设计的出发点和结果就会改变。”
陶郅在谈到未来建筑时,他说,未来的建筑将更多地体现个性化和个人化。对于“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观点。他认为,个性化的建筑才是真正国际化的建筑。据了解,目前在我国建筑界,也逐步涌现出了一些具有个人化性格的建筑师,如张永和等,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陶郅认为,现今的设计在教育过程中过于封闭,而建筑教育是属于设计界一个大的设计概念,未来应把建筑教育纳入到整个设计概念中。
同时,陶郅认为建筑设计创新是首要的,一个具有创新意义、有个性的作品对世界建筑的贡献远远超过建筑本身。有个性的建筑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首先它需要思想、观念,还需要技术上的支撑,因为建筑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依靠空想来实现的东西。但探索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因为先验的东西未必都有用,而城市建设需要更多实实在在的建筑。“从个人而言,创作中有很多的约束来自市场、来自业主,但我会企图去抓住任何可以创新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一旦拥有了相对多的话语权,我就会去尝试去创新,做有个性的建筑。”
视创作若生命,终成一代大师
陶郅作为中国“文革”后成长的第一批建筑师,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整个现代建筑行业发展的历程。陶郅做过非常多校园的建筑,他认为建筑由于使用而产生价值,是营造者和建筑师为人类行为度身定做的空间场所,它必须要反映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既有独处的经验空间,又有群体性的感性空间。建筑师工作对陶郅来说独具挑战性,因为建筑师几乎在同样的时空领域中工作,其工作的结果却千差万别,这种差异给人类物质世界留下了多姿多彩的印痕。对于创新,陶郅固执的认为建筑师工作是营造的全过程,所谓的“创造”其实是十分有限的。建筑师的工作成果都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因此小心工作才是建筑师的基本操守与责任。
陶郅提到,做建筑师心态应该尽量轻松,而不是太过于紧张。坚持原则是一个职业状态,但是心态应该是非常放松的。陶郅2008年因肝癌动手术,“生病以后,更加感觉到身体健康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就无法保证良好的工作状态。”因此,他们工作室平常的方案讨论,设计深化,都是在一个很轻松很愉快的条件下来进行,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心态会更开放,更能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见,会有时间停下来去思考一下,应该怎么做会更好一些。
陶郅认为,建筑设计应该是一个大设计的概念,没有边界。但现在的建筑师比较喜欢划定一个边界,“意思就是建筑师就只做建筑设计这块的,多一张图不想画,这个要么是室内设计专业的,要么是景观设计专业的。这个就很奇怪了。”陶郅特别强调建筑师的范围至少要扩大到室内设计这一块,“你不能说把室内交给另外一个专业的人。再扩大一点,景观设计要做,我们现在做景观设计的人就是一个总图,这里有路这里是草这里是花就完了,这样怎么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一个设计状态呢?我们做的比较多,逐渐到室内到景观,那种三位一体的模式,甚至到城市都做了设计,可惜有的东西没有形成,因为一旦转手,那个施工图就被简化了,很多设计没有完成,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同时,陶郅认为,建筑师是一个很诗意的工作,能够将头脑中灵感飞扬的想法付诸于实现。建筑师又是一个很现实的工作,永远是在各种约朿限定条件下工作,只能小心谨慎地一遍遍寻找,力求找到一个满足各种限制的更为合适的解决之道。建筑只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一个媒介,建筑师的工作就是协碉或平衡建筑与社会、自然、人文等一系列的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有葱义的物质空间。环境本身就是很好的设计师,不动声色地牵引着我们做出判断和选择。“这些年的设计实践让我明白,当作品被大众认可,其实是使用者在建筑所处的环境中产生了惝感共鸣。我们设计建筑,更多的是设计特定环境中的空间体验。在长沙滨江文化园的设计过程中,我的关注点就在于对輅个环境的把控,对于场所氛围的营造,而不在于对建筑本身的刻画。”
此外,陶郅表示“中国传统建筑自古以来偏重于实践的不断打磨,而忽视了对于理论的总结探究。中国的古建筑可以在匠人精神的推敲斟酌之下日臻细腻精致,但却缺少一以贯之的设计逻辑。因此,在向西方建筑学习的过程中,补上这一课,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虽然建筑从诞生那天起,他的本体就是空间,但必须承认的是,建筑师们却不得不天天与形态打交道。很多国外的建筑师巳经形成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建筑形式语言,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他们必然是在自然和自我逻辑上不断完善般终成为经典的。我始终认为逻辑上的‘顺理成章’比形式上的 ‘震撼人心’更为伟大。”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总纲的这句话,是陶郅一直以来的执着追求,即在设计理念上着眼于宽广博大的宏观境界,追求崇髙的审美理想;而在细节刻画中又穷极精致洋尽的微观之处,探索纯熟的技艺之美。
历程感悟
回望这些年来的设计历程,有积紧也有反思,接下来要做的还有许多,实践永远在路上。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开放自己的思想,能够容纳不同的观念、思想,自己加以消化,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最理想的是形成自己的一个建筑语言。西方建筑师很强调自己独特的建筑语言,并且把这种语言贯穿到所有的作品中去,中国建筑师就是缺乏推出一种个人化的建筑语言,我相信不久就会有改变。重要的不是说某一件单纯的作品有多好,而是你的建筑语言给世界建筑带来一些贡献,建筑师应该有自己的语言,这是自己独特的一种表达,这也是我觉得建筑师应该努力的方向。
——陶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