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海波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因而影响不大。到了19世纪初，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促进了医学的发展。而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与传统中医融合，形成了中西汇通学派，对中国医学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广州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的城市

      据了解，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前沿，也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和最先繁荣的城市。早在1835年，广州就有了传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医院，1838年，“中国医学传教协会”在广州成立。

      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内地，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1842年11月，美国首位来华医疗传教士伯驾从美国回到广州于旧址重开医院。由于教会医生和他们本国教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使他们能即时地输入一些新技术，为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保持技术优势。在1845年以前，教会医院的外科切割手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1846年，伯驾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医院第一次试用，使医院在实施外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同年10月，伯驾又从波士顿买到杰克逊医师研制的麻醉仪和一批乙醚，随同附来的一封信介绍有使用这种仪器和药物的方法。这种仪器的安全性显然更好。时隔两年，伯驾又引进了氯仿麻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对一例膀胱结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结果十分成功。麻醉药引入教会医院，使教会医生外科手术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1842年后，广州教会医院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眼病虽然是医院的治疗重点，但是疾病的种类已涉及到内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

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

      推动西医在广州发展的，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他1853年来到中国传教，1854年到广州开始以行医传教。1856年由于英国和法国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他工作的场所遭到破坏，被迫回到美国。1858年底，嘉约翰再次来到广州，由此开始他在中国长达40余年的行医生涯。嘉约翰到广州后，即在南郊增沙街租下一间店铺，加以改造和装修，粉刷一新，使之适用于医疗。1859年1月中旬，医院开业，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在这所中国早期著名的教会医院里，嘉约翰任院长长达44年。中国医生黄宽，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广州，在金利埠仁济医局(属伦敦会)任医生。博济医局开张后，应嘉约翰之邀，黄宽常到医院给病人施行外科手术和会诊。

      博济医院的业务发展甚速，渐渐增多的病人使原有病房的容量已经不能适应。嘉约翰为此又寻找新址扩大医院规模。博济医院新址自1863年开始建设，到1866年完工，当年10月开诊收治病人。博济医院尽管规模迅速扩大，但其病房设施非常普通，当医院仍然难以满足病人需要时，附近的民房和礼拜堂均被当作临时住院处。

      有感于医生的严重缺乏，1866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内设立“博济医校”，成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医科学校，目标是培养中国自己的西医人材。1879年更名为“南华医学校”，并招收了中国第一位医科女生入校学习。该校曾培养出相当数量的西医人材，孙中山即为该校1886年招收的学生。该校学生中，还有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广仁。1904年该校改名为华南医学院，1949年以后合并其他医科学校成为广州中山医学院，也就是如今的中山大学医学院。

      嘉约翰还致力于编译西医、西药书籍，以在中国推广西医知识。他一生共编译各种西医著述34种，涵盖西医的相关领域。这些书籍均由博济医院出版，由此确立中国的西医教育体系。1868年，嘉约翰编辑出版发行了中文的《广州新报》，向广大群众宣传医疗卫生知识；1880年，他又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份西医杂志《西医新报》。

中西医“汇通”影响深远

      19世纪中叶以后 ，西医大量传入中国 ，传教士的到来，西医书籍的翻译、建立西医学校、医院、吸收留学生，也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医学。面对这一局面，中医界中出现了分化，一些人认为中医学已尽善尽美，无须向别人学习；也有部分人认为中医学一无是处 ，要全盘接受西医学的内容。而中西汇通学派则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 ，必须吸取西医之长，为中医所用。但中西汇通派在具体认识和方法上也很不一致。

      岭南地区邻近港澳，对外交流早，成为汇通学派最早发祥地。近代岭南开明人士，主张积极学习，提倡医学维新。其中，广东南海人朱沛文学识渊博，临证经验丰富，且勇于改新，倡中西汇通，是我国近代中西汇通四大家之一。朱沛文认为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医“专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中医的弊病是玄虚，西医的弊病是僵固；在具体方法上他主张中西汇通要通其可通，存其互异，提出学医要“溯医源、参证候、习方药、研脉法”。

      朱沛文深受西医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对中西医都有深刻的认识，且见解也中肯。他主张汇通中西以临床验证为标准求同存异，“应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异”，如在“肝脏体用说”里，认为中西医对肝的作用有些认识是可通的有些则不能通。他认为中医历代书籍记载不一，说肝在右则与西医暗合；至于《黄帝内经》的“肝生左，肺藏右”，则是指肝气行左，肺气行右，而不是指位置，这样较合理地解释了中医脏象学说与西医的解剖理论不尽相同的道理。在临床验证中，朱沛文对中西汇通持慎重的科学态度，对一些西医未能解释，而中医却经无数临床验证的理论，都一一保留下来，通过临床例子说明其正确性。他从生理病理关联的理论解释心肾与脑的密切关系，为临床实践所证实。他通过临床验证沟通中西医理论，作为是非取舍的准则，既不墨守传统中医思想，也不附会西医理论，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

邱熺是“南粤种痘第一人”

      而岭南汇通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就是有“种痘先祖”、“南粤种痘第一人”支称的邱熺。他在澳门偶然接触到种“牛痘”之术，毅然改行从医，发奋自学，多年奔波于粤澳两地，为儿童接种牛痘。他还孜孜不倦，著书立说，并将衣钵传之后世。无论是200多年前的地方志，还是当代的历史学者，都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19世纪初，广东南海人邱熺失意科场，来到澳门打算经商为生。在那里，他遇见了带来牛痘术的一群英国医生，并因此改写了自己的人士。1805年4月，有英国医生将牛痘术初次传入澳门。“予时操业在澳，闻其事不劳而有效甚大也。适予未出天花，身试果验”。据史料记载，当时邱熺冒着患天花的风险，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来尝试种牛痘这一新生事物。在接种牛痘后不久，他就开始学习接种术，为他的朋友和家人种痘。邱熺在亲友身上再次“试验”成功后，就开始奔波于广州和澳门之间，进一步推广牛痘。

      1810年，邱熺和一群朋友在广州西关创办了第一个种痘局，免费为街坊四邻种痘。然而，就算是免费，一开始也应者寥寥，毕竟当时牛痘接种还难以让人接受。由此，邱熺和同事商议后推出了一项力度更大的优惠措施——除了免费种痘外，还可获赠一笔“果金”（感谢费）。于是，就有穷人带着孩子前来“种痘”了。慢慢地，种牛痘的孩子越来越多，人们看到他们非但没出什么问题，而且在天花肆虐之时个个都安然无恙，渐渐就开始信任牛痘了。

      此后，邱熺又想到更有效果的推广办法——用中医理论来解释牛痘的合理性。1815年，他出版了传世的医学名著——《引痘略》，书中说道，“牛人并非不同气，相反，牛属土，人五脏中之脾脏也属土，所以牛与人的脾气同属一气，天花病毒存在于五脏之中，但其在脾脏中毒性小，而在肾脏中毒性强，所以属土的牛痘最容易将脾脏中的天花病毒引出来，这样就使得全身免受其害。”作为中国第一部预防医学专著，《引痘略》先后再版50多次，影响深远。后来，连两广总督阮元、晚清重臣曾国藩等名人都将邱熺奉为座上宾，邀他为其孙辈接种牛痘。据史料记载，19世纪中期，牛痘接种已经传入江西、湖南、湖北、浙江等地，而邱熺的著作《引痘略》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