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陶瓷“起于碗碟,发于瓦脊”,从古到今,不同时期有不同产品。从起源到发展到走向辉煌,制作技术不断进步。唐宋时期的潮州陶瓷、明清时期的石湾陶瓷,清代的“广彩”,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畅销东南亚、东亚、西亚、南亚、东非、北非和欧美,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了中国古代的器物文明和灿烂文化,影响并促进了诸多国家和地区陶瓷制造技术和工艺的发展。
陶瓷业在对外贸易中兴起发展
广东的制陶业,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目前已发现的佛山石湾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宕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而广东陶瓷业的发展和兴旺,则得益于陶瓷的海外贸易。广东的制陶史从古到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产品。无论是日用陶瓷的壶、坛、罐、盘、碗,还是独具特色的潮彩和广彩,以及名扬海外的石湾陶塑,无不添上外来文化印记,展现出千年“海上陶瓷之路”的风韵。
据史料记载,广东制陶业兴起于唐宋时期。早在唐代,潮州及佛山石湾生产的陶瓷便声名鹊起。到了宋代,造船术的进步、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陶瓷的海外贸易更趋发达,从而也刺激了中国陶瓷业的发展。为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位当“陶瓷之路”要冲的广东地区当然不甘落后,各地瓷窑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明清时期,“陶瓷之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明清政府曾几度实行“海禁”,对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影响。明嘉靖年间只保留广州的市舶司,一度使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贸易口岸。广东各地生产的陶瓷多向海外输出,且备受青睐。
广州西村窑独具特色
广州的西村窑始烧于晚唐而盛于宋,该窑主产青瓷,兼烧青白瓷,产品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西村窑造型风格基本延续了中原地区传统的样式,早期青瓷与内地大致相同。随着宋代由西北丝绸之路向海路的转移及广州、泉州港的对外开放,使西村窑产品的对外销售巧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扩大也增进了西村窑产品为适合西方审美的需要而烧制了大批出口瓷,因而在造型的制式与风格上有它独特的一面。。
据了解,西村窑烧制的器皿以碗、盘、碟、洗等日常生活用具为主,因产品主要销住东南亚,在产品上就必须适应东南亚国家的生活需要,小型杯、瓶、罐等器的出现与大量生产与此不无关系。西村窑器物中也反映了一些外来影响,凤头壶是其中的一例。凤头壶在唐代比较盛行,三彩、白瓷与青瓷的凤头壶在北方地区常有出土,它接受了波斯金属器鸟形壶的形制,但陶瓷匠师们赋予我国传统风格的凤头形象,创烧了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凤头壶。有专家表示,宋代凤头壶出现在长江以南地区,西村窑、潮州窑遗址都发现了青白釉凤头壶标本,广州、福州出土有宋代青白釉凤头壶完整器物,而在北方宋代瓷窑中迄今未发现凤头壶标本。这与宋代广州、泉州贸易港的对外繁盛的贸易有关。
石湾瓦“甲天下”
有“石湾瓦、甲天下”之美誉的石湾陶瓷,在明清时期十分兴盛。明代初期,石湾出产了大量日用陶器,以及香炉、烛台、观音、佛像、土地公等等,产品受佛、道意识的影响较重。从明中期开始,大量出现了以捺塑方法制作的花盆、鱼缸、花凳以及影壁等陶塑产品。同时还出现了琉璃瓦、琉璃脊和琉璃臂脊等产品。
清代初期至中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建筑(包括宗庙祠堂、佛道庙宇等)的装饰要求不断提高,石湾窑的瓦脊等建筑装饰构件高度发展,出现了题材多样化和工艺复杂化的局面,并在清中期出现了专门生产瓦脊的堂号(工场),如“文如璧”、“吴奇玉”、“全玉成”、“美玉”、“英玉”、“均玉”等。《广东通志》中有“石湾缸瓦甲天下”之谚语。此时整个石湾陶业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从业人员增多,产品种类和产量增加,方圆几公里的小镇有陶窑107座,陶瓷行业从业人数达6万多人,以至“石湾六七千户,业陶者十居五六”,一举揽得了“石湾瓦,甲天下”的名号。因为市场很大,竞争激烈,出现了以产品类型分类的“行会”作为民间的、自发的管理机构,这就是有名的陶业的“二十四行”。
专家表示,所谓的“二十四行”,是始于明嘉靖年间的石湾陶业行会,实行自我保护的一种组织形式,各自定有行规。“内而厘定行例,以杜内部之哄争;外以树立团体,以杜外界之滥入。”行会之间不准互相模仿和侵越。最初只分有八行,至清末民初增至三十多行。除了其他辅助工种如制釉、砌窑、搬运、杂工之外,以产品类别划分的主要有二十四行,各行会都冠以堂名,严格规定不许跨行业生产。主要行会有“茶煲行”、“大盆行”、“缸行”、“古玩行”、“花盆行”等。据统计,至清末,各种行会多达26个。随着佛山陶瓷业的兴盛,当时广州一带的水运交通中心已由南海官窑转至佛山。石湾的陶瓷产品一经烧成,立即装船出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经香港,绕海南,抵越南、泰国等东南亚诸国,以至世界各地。
漆木玉器、竹简,既有礼乐制度规范的祭器、明器,也有仪仗兵器、车马器;既有反映日常生活的用器,也有隐含楚人精神风貌的艺术品,系统地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化特色,有许多文物是首次发现,这对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