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路平

      位于潮州城东，三峰并峙，状如笔架，因此得名笔架山。《三阳志》记载：“郡以东，其地曰白窑瓷。”北宋时期，这里代表着岭南最高的陶瓷工艺水平。一批批潮州陶瓷从这里烧制成品，被送上货船，漂洋过海，远销国外，这一盛景可在笔架山8号古窑出土的数百件瓷器和窑具略窥一斑。由此，宋代潮州笔架山窑也入选广东十大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地理坐标。

潮州陶瓷历史悠久

      早在唐代，潮州周围就有很多烧制青瓷的窑场，方圆十五公里内，从南郊洪厝埠、竹围墩、西郊凤山，北郊田东园，竹竿山，北堤头山等，都是在山坡上挖筑馒头窑，烧制青瓷，其造型和釉色都与浙江地区的古越窑器物相似。 

      唐末五代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不安，窑场遭受连累，同时瓷土原料和燃料资源已匮乏，便逐渐迁移向韩江东岸发展，因此韩江东岸的窑场就叫水东窑。水东窑瓷土挖取于水缸山，即现在的潮州市绵竹中学至黄金塘乡一带，由于韩江水上运输的便利，很多外国的船舶可以靠岸直接购买、订购瓷器。生产发展十分迅猛，同时，窑工们还在北面山丘飞天燕一带发现白瓷土，烧制白瓷十分漂亮，类玉似银，深受人们的喜爱，所以又叫白瓷窑。 

      到了宋代，全国瓷业十分发达，以江西湖田窑为代表的青白瓷影响整个长江以南的制瓷风格，其烧制技艺也带动整个瓷业的向前发展，白瓷窑从原来的小馒头窑改进，建成沿山坡斜度直上的龙窑，每条龙窑都因地制宜，有二三十米、也有一百多米，长度各不相同。这样大大的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生产质量上的成品率。也节省很多原料、燃料、工本。并向南面蟹山发展，形成了一百条龙窑左右的窑场，当时窑场附近形成几个小村落、叫百窑村。 

      明代潮州经济十分发达，人文辈出。人们怀念一代宗师韩愈为潮汕做出的贡献，在双旗山上，将原来宋代陈尧佐倡建的韩公庙，改建成韩文公祠；同时，将虎头山、双旗山向南连接到蟹山的五个山峦，通通叫作笔架山，山下的古窑场，叫作笔架山宋代窑场。

      在这几百年的历史中，笔架山窑烧造出无数件瓷器，从青瓷、白瓷、青白瓷，酱釉瓷，从青瓷荷叶式碗到白釉荷叶灯，从卵白瓷佛像、观音像，西洋人物像到釉厚如漆的酱釉茶碗，还有莲花炉、凤首瓶，鲤鱼壶，吹雀、西洋狗玩具，无不精品叠出。经专家考证，无论是西岸的洪厝埠，凤山、北堤头等窑，还是东岸水东窑、白窑、百窑，都是生产出口的外销瓷，在唐宋时期是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

古窑引起广泛关注

      据了解，第一个让学术界真正关注到宋代潮州笔架山窑的，是著名的潮籍学者饶宗颐先生。1955年，饶宗颐所著的《潮瓷说略》，由长谷部乐尔翻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陶瓷协会出版的《陶说》上。这篇文章重点介绍了宋代笔架山窑。文章第一次把羊皮冈出土的瓷器同西方人F·Ferly对笔架山窑的考察成果联系起来。从潮州瓷土矿的蕴藏情况、潮州陶瓷制作工艺的发展谈起，根据出土佛像座上的铭文，推断这些造像就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产品。然后利用这些造像和F·Ferly的文章提供的笔架山窑瓷片的胎质、釉色，与中国其他名窑做比较，肯定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文章发表后，屡屡为学者们引用。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 　　 

      其后，在1954年和1956年期间，故宫博物院两次派专家到潮州对古瓷窑址进行调查。其中，陶瓷专家陈万里到广东文管会看了羊皮冈出土的瓷造像，并赴潮州实地调查之后，发表了《从几件瓷造像谈到潮州笔架山窑》一文，证实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存在，考证了水东中窑的位置，同时对在窑址收集的瓷片，按釉色分类，做了比F·Ferly更为细致的描写。陈万里说：“将来如能有一个正式发掘韩山古窑的机会，当能获得更具体的材料，那是一定可以预料到的。”而成果《广东潮州古瓷窑址调查》，于1979年在《考古》杂志第5期发表。这篇调查报告对采集到的300多片瓷片，进行科学的整理，并利用瓷片复原出完整器，分成碗、盘、杯、壶、罐、盒、炉7大类加以描述，总结笔架山潮州窑的器形和纹饰的特点。

笔架山窑研究方兴未艾

      据了解，笔架山窑的正式发掘工作，开始于1958年。发掘都是伴随着基建工程进行的，带有抢救性质。1958年，广东省博物馆在笔架山北段和南段，清理了3座瓷窑，编号为一号、二号、三号窑。1974年，广东省文化局主办的省考古训练班在笔架山中段又清理了3座瓷窑，编号为四号、五号、六号窑。1981年，这6座瓷窑发掘报告才由文物出版社公开出版，这就是署名广东省博物馆的《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该报告综述了一至六号窑的清理过程和成果，重点在窑址和出土遗物。由于掌握了更多的实物资料，《发掘报告》对笔架山窑产品的胎质、釉色、器形及纹饰能够做出更详细的报道。在这几次发掘中出土的未经前人报道的器物，包括人物、佛像、动物玩具，还有大量的完整器和基本完整器。其中，如军持、洋人像、西洋狗一类产品，引发了学术界对宋代潮州窑外销瓷器的研究兴趣。同时，《发掘报告》也介绍了笔架山临近的其他唐宋潮州窑，以及1922年出土的瓷佛像、莲花炉和潮安县文化馆采集的笔架山瓷器，让人们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1982年，饶宗颐又作了《潮州宋瓷小记》一文，讨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根据此前20多年笔架山窑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对旧作《潮瓷说略》略加发挥。这篇文章引据《韩山许氏族谱》，论说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衰落的原因。其中也提出造佛像的刘姓窑工，当是笔架山后桃坑刘氏族人的猜想。1989年，饶宗颐对此猜想复加申述，把宋代潮州窑集中于笔架山，同附近瓷土的出产与刘姓巨族的聚居联系起来。这也成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论题。

      1980年8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潮州市文化局，配合韩山师专理化楼的基建，在笔架山中部的虎山山坡，又清理了3座瓷窑，编号为七号、八号、九号窑。这次清理发掘的报告以《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为题，发表在1983年《考古》杂志第6期上。这次发掘出土大量比较完整的器物，其中有此前未发现的矮身壶和短流小把壶等器形。据了解，其最大的收获是，八号窑出土一件有铭文的佛像座，纪年治平三年(1066)，同样是工匠周明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刘氏一家所造。这个佛像座使水东中窑即在笔架山中部的论断，获得确证。报告提出了笔架山窑的经营“可能是几家组成作坊生产”的观点。 　　 

      1986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和潮州市博物馆，在笔架山中部庄厝山又发掘了一座龙窑，编号为十号窑。这是一座巨型瓷窑，分18段窑床，残长就达79.5米，国内罕见。在窑中出土一批日用瓷器和大量烧窑用的匣钵。历经多次的考古发掘，有专家认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规模大，产量多；产品形式多样，呈示多个名窑口的风格，又精粗不一；产品大量外销海外，是一个很值得去深入研究的古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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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窑的发现几经周折

      1922年10月，在潮州城西羊皮冈地方，军队挖掘战壕时，在距离地表约1米处，挖到一个小石室。石室中藏着四尊青花白瓷佛像，还有一个满雕莲花瓣的瓷香炉。佛像极精美，并且每尊佛像的底座都刻有铭文。从铭文中可知，这四尊佛像是北宋治平四年(1067)、熙宁元年(1068)和熙宁二年(1069)，一位手艺精良的工匠周明，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刘氏一家所造。这些瓷器出土后，被转买于私家收藏，鲜为世人所知。后来由罗原觉(道在瓦斋)撰写的《谈瓷别录》，在《岭南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上加以披露。 　　 

      1940年，一个名叫麦康(Malcolm F·Ferly)的西方人，亲自到福建、广东做了考古学调查之后，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中国古代窑址（An Ancient Chinese Kiln-Site）》一文，专门介绍了在潮州笔架山考察的情况。他说，笔架山窑废弃的瓷片，分布在长1—1.5英里、宽0.25英里的地域之内，河边含有瓷片的积土层高达10—15英尺，这是他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大的一处古代窑址。　 

      1953年到1954年，韩山师范学校和它的附属小学在笔架山中段兴建校舍的过程中，陆续发现4条龙窑。广东省文管会派员前来勘查，并采集了一批标本。1954年，《文物参考资料》刊登文章，对笔架山窑址做了报道：“由笔架山东南山脚，至西北涸溪塔山脚，约四五公里均为窑址，并在笔架山东约一公里多之窑址地区，发现砖砌窑口一个，宽约1.50公尺，砖破火烧，变成红褐色，内部砖满粘褐色釉。又在笔架山拾回各种瓷片。此古窑址之正式发现，在目前乃为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