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路平）近日，“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理论建设高端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多家学术机构的28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畅所欲言，为推动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建言献策。

重视国际传播理论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董关鹏教授认为，当下全球传播或国际传播研究存在人文研究传统过剩、科学精神缺失、原创理论匮乏、间接信源的“百度”学者流行、“事后诸葛亮”泛滥等五大问题。他提出应推动理论与实务并重，“道”与“术”结合，尤其要重视“临床”和问题导向的前沿研究。他建议通过共创精品课程、开办著作学刊、协力推年轻人机制、建设本领域慕课学堂等努力，推动本领域呈现“学术平台多元化、形式创新多样化、成长路径多维化、临床研究主流化”的欣欣向荣、繁荣发展局面。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姜飞教授表示，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存在两个悖论性问题：其一，“还没想好就出发了”；其二，“路走远了，不知道从哪出发的了”。走出这个悖论的下一个阶段，需要将智库建设和国际传播理论研究这两种导向高度结合在一起，当前尤其是要重视理论建设，建立与国际战略相匹配的中国国际传播思想和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雷蔚真把公共外交的本质阐释为传播，传播的本质就是与外交同构为一体。他倡议把新闻传播学科既有的相关分支领域和相关研究的学者团结在一起，有机融合，建立一个结构型的社群。同时，应充分考虑与国际关系等其他学科形成有效对话。

适应新形势下的国际传播格局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韦路教授用大数据的方法研究社交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格局，他发现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社交媒体空间信息传播格局的优势仍然存在，经济因素对信息发生量和话题相似性均是最重要的预测变量，地理距离主要影响信息发生的量，文化距离主要影响信息发生的内容。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吴瑛概括了国际传播研究转向，认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正经历理论范式变迁、研究对象转向、研究方法更新。在东西方权力转移和本土化需求下，区域国别研究兴起：北美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地位、拉美新兴经济体与中国、一带一路与中国品牌在欧洲、中亚地区信息权力争夺、南海国际传播等领域将成为研究增长点。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吴非教授认为，媒体外交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当中国全面崛起之际，以媒体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战争也再次浮上台面。对此美国与俄罗斯均有十几年的准备。美国的战略界对此称为“软实力中的媒体外交”，俄罗斯则认为这是一场“战争”——媒体战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静教授认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公共外交主体及目标的重构。以城市为例，新出现的全球城市网络（globalcity network），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既可以通过加入这一网络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又可以在国家权力难以操作的地方弹性地发挥作用。

公共外交应有新思路

      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张恒军教授表示，近年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效果显著，但仍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形成共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必须是价值共识、内容共识和方法共识的相互统一。“构建价值共识是为了回答为什么传播中华文化的问题，这是基础；构建内容共识是为了回答传播什么中华文化的问题，这是关键；构建方法共识是为了回答怎么传播中华文化的问题，这是保证。”

      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赵雅丽教授认为传播的人就是一个意义设计师，传播的专长就是设计意义。她倡议学者探讨将意义活动从主体、目标、中介物/工具、社群、规则、劳务分配六个方面去建构分析，并提出能否以意义科学能否可作为跨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平台、跨文化研究的次领域有没有对话机制、能否用意义科学的构想建立跨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等问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庄礼伟教授提出，当今国际社会越来越像一个熟人社会，存在众多的包括各国领导人到各国民众之间各种层级的熟人关系网络，因此在公共外交中应当既重视单向的大众传播，也重视具有双向性和非正式性（如闲话传播）乃至隐秘性的人际传播。跨国的熟人关系网络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类似于熟人社会中的以伦理和荣誉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这种关系网络中的双向式人际传播更容易建立彼此心灵上的联系和信任感，因此是公共外交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