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9月23日，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22年度21世纪科技峰会”正式召开。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进行了题为《数字转型打通企业创新之路》的主题演讲。

不确定性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

邬贺铨院士表示，现在全球面临新冠变种、俄乌冲突、美欧通胀、逆全球化等不确定性风险，中国虽然有确定性的目标，比如低碳化、绿色化、城镇化，同时也有一些确定性的趋势，如老龄化、双循环、共同富裕，但在往这些方向走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中国承受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不确定性压力。

这些不确定性的压力首先传递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在资金链、产业链、创新链等方面承受风险的能力都比较弱，但是，中小企业又是国民经济金字塔的底座，是决定一个国家能不能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中小企业在税收、GDP、发明专利、就业人口、企业数量等方面，分别贡献全国的50%、60%、70%、80%和99%以上。但是在数字化转型中，大型企业有30%已进入到深度应用阶段，而中小企业只有9%。

其引用信息论创始人香农的观点称，信息是用来减少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信息的价值是确定性的增加。在邬贺铨院士看来，通过感知数据、挖掘数据以及盘活数据，可以消除信息的不对称。

邬贺铨院士列出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减少0.7%，这些经济指标都明显受到疫情和全球不确定性的影响。

但是，同期跟数字技术、数字服务有关的指标，却实现了逆势增长。比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6%，规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2%，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5.6%。

邬贺铨院士称，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与TFP（全要素生产率），其中TFP是指依靠技术进步、效率改进和规模效应带来生产率增长。

其表示，前几年，中国的增长靠投资拉动，TFP贡献在下降，劳动力贡献也越来越低。而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动能转换期，需要发挥全要素生产率里头数据这新的生产要素的作用。

5G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无线底座

邬贺铨院士表示，2019年，中国的5G跟发达国家同步商用，也开启了互联网的泛在化时代。而5G的发展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打造了无线底座。

移动通信的发展过程是10年一代，峰值速率则是10年1000倍。在邬贺铨院士看来，如果说1G-4G面向消费应用，那5G就扩展到工业互联网和智慧城市，为全社会的数字转型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5G有几个独特优势，比如下行的超宽带，现在联通跟电信联合建网有200兆载波，峰值将近3Gbps，未来使用毫米波频段还可以更高。同时，5G为了面对工业应用和智能交通等应用，做到了空口的低时延，现在还要扩展到全链路的低时延。

另外，5G本身通过多基站可以实现比较精准的定位，它不仅可以室外，还可以做到卫星导航做不到的室内定位，那么为了工业互联网，将来可以发展到单基站定位。除此之外，5G还具有大连接、高可靠等优势。

邬贺铨院士称，传统工业互联网的底层，需要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它按照规定的程序控制所连接的生产装备、仪器、仪表，并且收集相关的数据。现在5G来了，跟IPV6的结合，可以支持工业模组连接无人小车、传感器、机器人、无人机等等，它们通过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再汇聚到车间以及工厂一级。

而5G工业模组，它本身也是个物联网的模块，还是个5G的客户前端设备，它能够提供复用和智能移动路由的功能，以及提供一些算力支持。

所以，邬贺铨院士认为，如果把5G工业模组只看成是PLC设备的一种补充，这是不够的。PLC过去基本上是来自进口，标准不统一，使得5G很难进入到生产线的底层，不能获取数据，就很难支撑工业互联网的应用。

接下来，5G工业模组将进一步融合PLC等能力，并且嵌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能力，形成一个5G的工业网关，它融合了PLC、边缘计算、智联网、区块链、IPv6，TSN等技术，推动了工厂内网向扁平化、IP化、智能化发展，从而实现IT跟OT的无缝融合。

上云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最直接的方式

邬贺铨院士表示， 数据是伴随生产而产生的，是生产过程客观规律的写照，也是人工智能训练建模的依据。所以，做数字化转型，盘活数据是重要抓手。

邬贺铨院士称，通过数据挖掘可以优化生产流程，这里数据挖掘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生产环节，而是全生产环节。

大数据本身也是一个产业，现在围绕数据中心，其前端有数据的预处理、清洗、标注，后端有数据的挖掘，整个产业既有硬件也有软件。而且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有新的大数据产业的产生。

邬贺铨院士表示，现在国家启动了“东数西算”工程，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很多企业都要利用人工智能来挖掘他们生产的规律，优化生产的环节，提高效率。但实际上，很多企业并不需要自建算力系统，也不需要去购置这么多算力软件。

他们作为算力网的业务消费者，可以去使用算力网。在算力网上，有业务的提供者，他们能提供数据中心、计算中心、边缘计算、超算这些能力。

一般而言，企业可以按路径远近、算力容量与使用成本及性能等来选择云节点。企业通过通信网络向IDC发出计算请求，利用IDC提供的付费或免费的模型算法、数据和算力，也包括企业自有模型、算法和数据，计算结果通过网络返回企业。

所以，对于大多数企业数字转型，要往数字化方向走，未必需要自购很多数字设备、软件、模型等，上云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最直接的方式。

比如物联网感知的数据，通过5G网络的低时延可以第一时间传到后台的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的决策同样第一时间反馈给执行，5G实现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无缝融合，打通了数据从感知到决策的全过程。

而企业怎么利用5G网络呢？中小企业可采用5G CPE+UPF以IPv6通过公网上云，无需自建工业互联网平台与企业大脑，便可获得大数据分析与AI决策能力，实施数字化转型，企业敏感数据可不出企业。

更进一步，企业可以配置边缘计算，通过它连接各种各样的云，和连接数据与用户。企业只要能上云，云平台就能提供通用的开发环境，即PaaS和SaaS等等。

中国数字化转型发展正当时

邬贺铨院士表示，中国不断强化的基础设施能力，在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到今年7月，中国建成5G基站数占基站总数的18.8%，占全球5G基站数的60%。同期，中国5G用户数占移动通信用户总数的28.4%，也占到全球的60%。

从下载速率上来看，到去年年底，中国移动网络的平均下载速率已经接近固定网络的平均下载速率。这里的移动网络是包括5G和4G，如果单看5G，那今年一季度，5G的下行平均速率已经是同期4G的8.5倍，上行速率是同期4G的3.2倍。

更多的中小企业包括消费用户，也非常关心上网的成本。而自提速降费以来，固网单位流量月租费和移动单位流量费均下降95%以上。

所以，邬贺铨院士认为，中国数字化转型发展正当时。并且，通信技术三大定律也在驱动数字经济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

邬贺铨院士进一步指出，摩尔定律指出每18~24月芯片性能翻番，这一增长规律目前尚未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所以摩尔定律驱动数字经济高创新性与高增长性；梅特卡夫定律指出“网络的价值与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表现为数字经济强渗透性；吉尔德定律指出“未来25年主干网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显著下降。表现为数字经济的广覆盖性。

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全球数字化突破性技术应用每年将带来高达1.2~3.7万亿美元的经济影响价值，高度数字化转型将使企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率较平均水平提升2.4倍。

埃森哲也预测，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能够为全球经济带来14.2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中国工业互联网累计到2030年贡献GDP较常规预测水平提高1.3%。

邬贺铨院士称，中国具有全球最多的网民最大的市场，是宽带化渗透率最好的国家之一，数字经济具有最大的梅特卡夫效应，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将能以最低成本获得很好的回报。当然，数字化转型也需要脚踏实地，找准切入点，这样才能落地见效，持之以恒扩大成果。

平台经济是当前最活跃的经济形态

邬贺铨院士表示，平台经济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的新经济系统，是当前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企业数字转型可以利用平台经济的力量。

平台经济是典型的双边，一边连接消费者，一边连接商家，具有较强规模经济性，主体为民营但具备一定的类公共属性。所以，平台经济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

邬贺铨院士进一步指出，平台经济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降低信用成本，激活长尾市场，带动O2O业务，催生移动支付和普惠金融。

同时，平台经济搭建创造性协作模式，沟通供需，盘活资源，推动生产要素跨区流动，提升社会效率；平台经济也开启创新新范式，降低创新创业门槛，开拓全时服务市场，2021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数就超过了2亿。

但是，在政府对平台的管理比较审慎包容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平台侵害消费者利益和大平台垄断等等行为，因此需要加强对平台的治理，但治理的目的还是要促进平台经济更好的发展，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时，欧盟的GDP在全世界占第一位，占全球25.3%，美国占23%，中国那时候只有7.13%。但到了2020年，美国略有一点增长到24%，而中国上升到17.72%，已经超过欧盟的17.3%。

邬贺铨院士表示，中国增长这么快，主要还是平台经济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贡献。美国的平台经济最早开始，中国互联网管理对内审慎包容，对外相对隔离，加上中国网民规模，释放了中国平台经济的活力。而欧盟和日本都没有抓住数字平台的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数字服务也异军突起。邬贺铨院士称，传统的服务业当比重越来越高的时候，经济增速反而是下降的。因为传统服务业生产与消费同时同地，非贸易化，无法跨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低。

所以，当一些国家的三产占GDP之比过半时，经济增速下降，这也被称为服务业的鲍莫尔病。而数字服务业通过全球配置资源，边际成本低，并且销售不再是生产的结束而是服务的开始，通过产业服务化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邬贺铨院士表示，数字技术的服务业态创造了很多新业态，比如跨境电商、数字支付、网络视听、IT外包、业务/知识流程外包、服务型制造、大数据服务、云计算服务、网络安全服务等，而这些也是数字化转型可以发展的一个新支点。（完）

通讯员|陈红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