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

我叫“东风二号”，是一枚导弹，我的“父亲”是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的钱学森。

有人说：“父亲是一本厚厚的书，装帧那么精美，内容那么丰富。平展的书脊是他不平凡的一生写照，坚实的步履是这本书的篇目。汗水、泪水和鲜血，就是书中的方块字，上级的好评，百姓的赞誉，就是书中的插画。”这句话对我的“父亲”而言，亦是如此。下面让我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品读我的“父亲”这本书。

（一）

1949年10月1日，从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的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身在太平洋彼岸的“父亲”内心激动万分。此时的“父亲”早已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世界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新中国的成立对“父亲”而言，就是实现自己多年以来“要用自己毕生所学报效祖国”的梦想的希望所在。一想到这些，“父亲”恨不得即刻启程回国。可令“父亲”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眼前身处的喜欢用“自由”标榜自身的国家——美国却并未打算让自己回到中国。对于美国人而言，“父亲”实在是太优秀了，正如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所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会允许他回国，因为无论在哪里，钱学森都值五个师。”1950年，“父亲”上港口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并将他关进监狱，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5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15天的非人折磨，使“父亲”瘦了15公斤，还暂时失去了语言能力。1954年，“父亲”在被美国政府软禁期间写成的专著《工程控制论》出版后在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科学美国人》杂志希望作专题报道，并将“父亲”的名字列入美国科学团体。这个想法被“父亲”回信拒绝，信中写明了一句话：“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由于被美国长时间的软禁，“父亲”一直无法与祖国取得联系。经过漫长的煎熬与等待，“父亲”等来了一个契机，在“父亲”一番周密计划之下，“父亲”在美国官员的“眼皮底下”将一封表达自己回国的强烈愿望的信寄回了祖国。这封信几经辗转，最终来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看过信后立即指示要全力营救钱学森。随后，作为换回11名美国飞行员的条件，美国同意了被软禁五年的“父亲”回国。1955年9月17日，在洛杉矶港口即将登上回国的邮轮的“父亲”面对码头上挤满的记者追问自己是否还打算回美国时，他回答说：“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今后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二）

回国后不久，“父亲”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踏上了考察东北的旅途。在东北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问“父亲”：“钱先生，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父亲”不假思索地答道：“中国人怎么就不行啊？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外国人能搞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随后不久，“父亲”结合了他在东北一个月的考察经历写下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从航空工业的部门、组织、现状与计划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与展望。1956年，“父亲”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虽然国防部五院成立了，但由于科研团队里，只有此前“父亲”系统性地参与了导弹项目，其他人绝大多数是对“什么是导弹”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的大学毕业生。于是，“父亲”用自己编写的《导弹概论》来为大家上课，亲自讲解导弹技术的相关知识。其他在五院工作的专家也亲自出马，分别对包括火箭武器、火箭发动机、空气动力学、制导理论等不同领域为大学毕业的新学员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后来，“父亲”与其他专家根据制定的“导弹之路”的三个步骤（即先仿制，后改进，再设计），在仿制1059导弹（“东风一号”）的同时开始自行设计研制作为中近程导弹的我（“东风二号”）。

1960年，由于苏联撤走了其技术援助，我的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东风二号”作为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弹道导弹，我的诞生注定是不平凡的。1962年，“东风二号”在酒泉基地进行首次飞行实验时，遭遇了最大的一次失败，发射后几秒钟便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最终在飞行了69秒之后坠毁。这次突如其来的失败对在场的科学家们而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父亲”连夜赶到现场勘查，并找到了原因。总结了失败的原因，“父亲”对未尽责的人员做出严厉的处罚的同时，也鼓励大家不要气馁，更不要放弃。调整好心态之后，“父亲”又带领的大家继续研究。为了改进“东风二号”的设计，几乎每个星期天，“父亲”都会把相关人员叫到自己家中开会研究解决问题。开会时，对于所有技术问题，“父亲”总是先听取大家提出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意见，意见一致时就按照集体意见来办。意见不一致时，如果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就下次再讨论；如果是急需解决的问题，“父亲”就根据大家的意见结合自己的认识提出自己的方案让大家去执行，并告诉大家假设执行了有问题，他定的方案由他自己负责。除此之外，“父亲”还制定了一个原则：把一切问题都消灭在地面上，导弹不能带着任何疑点上天。根据这一原则，导弹发射前的地面检查工作，也变成另外一个重中之重。

不过，“父亲”在后期还发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隐患，即导弹弹性振动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外行不好理解，可是用扁担就可以将其说明白，用一条扁担担水，扁担越长，担水的时候，扁担就颤抖得越厉害，导弹也是如此，如果将他看成一条扁担，点火、拐弯，飞行都需要喷嘴在尾部给它力量，在力量的作用下，几十米的弹体也会颤抖，导弹颤抖，可是大毛病，这对导弹的飞行姿态有着极大的影响。“父亲”通过扁担，给研究人员讲明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后，于是，科研工作者经过反复的试验，通过加固导弹，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虽然导弹弹性振动不可避免，但能通过改进导弹姿态控制系统，从而自动适应导弹发射时的弹性振动，就如同“自动驾驶”一样，让导弹自我修正。

1964年6月29日，在酒泉导弹试验靶场，新的“东风二号”导弹重新发射试验，最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事实上这次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一位学生的提议，这位学生叫王永志。当时火箭的发生遇到了射程不够而无法击中目标的问题。当时的王永志仅仅是一个只有中尉官衔的年轻人，经过王永志的缜密计算和思考，王永志提出应该泄掉一部分燃料的想法，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人却觉得王永志是在开玩笑。在国家科学事业面前，王永志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不顾一切地找到了“父亲”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父亲”并没有像其他老资格的科学家们一样简单否定，经过认真论证，王永志的想法终于得到了认可，在“父亲”的督促下，火箭试验也终于取得了成功。此后，王永志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完全具备逆向思维方式，以及全局意识，这对于整个导弹工程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后来，在“父亲”的推荐下，王永志担任了第二代导弹的总设计师。

（三）

我的诞生所历经的曲折坎坷，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父亲”和其他无数科技人员的辛勤付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父亲”主导并建立了超声速风洞、大型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震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等许多试验设施。除此之外，在“父亲”的努力带领下，以及在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1966年10月27日将我与原子弹结合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来，“父亲”和另外22位科学家一起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父亲”一生中多次捐赠稿费、讲课费和奖金，最大的一笔为100万元。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任教时，“父亲”为培养祖国的国防科技人才而悉心授教。20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计算尺是力学系的同学上课时应该人手一把的工具，但因为价格比较贵，许多同学买不起。“父亲”拿出他获得中科院科学奖金一等奖的一万多元钱，让学校教务人员给每位学生配一把计算尺。“父亲”在一次用自己的奖金捐赠给贫穷学生时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岁月如歌，晚年的“父亲”虽然早已退出科研一线，但他心里依旧关心着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他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对后世教育改革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对重视创新教育的启发。如今，“父亲”已化作天上的星星护佑祖国的航天事业迈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许多与“父亲”同辈的科学家也相继离去。我时常会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一想到这些话，我就忍不住想让更多后辈认识我的“父亲”——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的钱学森。

（四）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最后，我想借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父亲”的这段颁奖词来帮助大家读懂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