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樵山出土的石器清晰地反映了远古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细石器向双肩石器的转化过程。西樵山文化因此也被称作是珠江流域从野蛮走向文明的灯塔。”在近日举行的“南海西樵——珠江文明八代灯塔”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西樵山文化是我国原始文化中面向海洋，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见证了岭南千年文明进程。数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西樵山上采石制器，打制出别具一格的细石器和双肩石器，孕育了影响深远的珠江流域原始文明，奠定了岭南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根脉……

    新石器的发现轰动中国考古学界

    西樵山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人们对它的考古研究却是在上个世纪中期才开始的。1958年，刚成立人民公社的西樵山人大兴农田水利，在沿着西樵山麓修挖一条十余公里长的排洪环山沟时，发现了一批埋藏在洪积土中的古老石器。这些石器与一般石头不同，其顶端十分锋利，都有人为打磨的痕迹。但却未被人们所认识。1958年6月，当时的南海县文化科干部陈定明在参加开挖西樵山东南坡的排洪环山沟时拾获不少石斧、石核、尖状器等石器时代的遗物，这是南海县内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可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1958年秋，适逢中山大学地理系的师生们在西樵山进行地质实习，在东麓与西麓沟渠中采集的岩石标本中，发现了一些显然是经过人工加工的石片。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超越地质考察的重大发现，于是保存好标本返校后交到了历史系。中大历史系的梁钊韬教授经过认真考证，发现这些标本和在广州飞鹅岭采集的双肩石器，无论在质料、形态和颜色上都如此地相似，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便向学校领导报告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中大历史系和地理系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西樵山进行了首次科学调查。调查组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共发现了9处石器散布地点，现场采集了191件标本，从而揭开了西樵考古的序幕。

    其后，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省博物馆和南海文科教等单位的文物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和发掘，共发现了14处石器散布地点。通过对各地点地貌、地质的分析，对标本形态的观察、分类，研究者认为西樵山石器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时期的遗物。 

    这个发现轰动了中国考古学界。1960年，考古学家贾兰坡来南海考察古人类及其史前文化。他在西樵山佛子庙的镇头山西坡上发现了一片含贝壳、石器材料、陶片的文化堆积层。贾兰坡肯定了西樵山重要的考古发现，并提出了“西樵山文化”。他还率先提出西樵山是我国南方大规模的石器制造场。中国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夏鼐也曾反复研究西樵山遗址，认为它是一种“陶器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986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南海县博物馆在西樵山东麓两个地点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田野发掘，获得丰富的细石器遗物——两处地点共获石器材料12876件。考古专家对十八处地点底部(第5层)的贝壳标本做了C14年代的测定，大致确定西樵山细石器存在的年代为距今6300年左右。

    曾历经三次明显的开发高潮

    在远古时代，岩石是大自然带给人类的恩赐。而西樵山是一座古老的死火山，早在第三纪的地壳构造运动中，火山喷出的大量岩浆岩形成最早的山体，后来的多次喷发，形成了峰峦叠障。山体由粗面岩、火山角砾、凝灰岩、石英砂岩等构成，细密结构使其在制作工具时容易成型，便于控制。从四面八方聚居在西樵山上的先民，首先在山体上发现石，辨认石，开采石，打制石器，拿它来捕鱼、剖物和锄地农耕之用。在“叮叮当当”的造石之中开始了劳动生产，战胜自然，开启推动历史发展的文明篇章……

    随着考古学家的不断深入考察，西樵山石器文化也逐渐走进世人眼中。经过考古学家多年的考查和挖掘证实，西樵山是南方最大规模的采石场和石器制造基地，石器采石和制造达2000多年之久，现已发现打制石器场点达30多处，出土石器成品、半成品和残片数千件。石器品类之复杂，产量之多，分布面积之广，散布地点之稠密，延续年代之久远，在国内同类遗址中是罕见的。

    据了解，在连绵不断的开发中，西樵山经历了阶段性明显的三次开发高潮。 第一次开发高潮大约开始于距今六七千年前。当时在珠江三角洲的先越部落为了适应渔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西樵山为石料基地，吸收了华北细石器工艺传统的经验、技术，发展起独树一帜的西樵山细石器。史前人类在西樵山东麓发现了燧石、玛瑙等制石器的石料，便在这一带进行细石器工艺制造。这时对西樵山的开发仅仅是开始，仅见于旋风岗、蚺蛇岗、太监岗、火石岗、张坑背等几个相连的地点。从这些地方发现的细石器中共存着贝壳堆积文化层，说明在西樵山周围居住着使用细石器的先越人。

    第二次开发高潮是在距今5000年左右。珠江三角洲的先越部落逐步调整以往的渔猎经济成分而更换原来的细石器工艺，转向生产磨制的手工业和农业加工石器。他们在西樵山马鞍岗、铁泉岩、藏书岩一带开始霏细岩石料的开采，并在西樵山的南麓形成了几处生产双肩石器的石器制造场。在这次开发高潮中，从石制品的品种上逐步淘汰了细石器，从工艺上却继承了细石器的打片工艺，增加了琢打、砥磨的新工艺，从而使双肩石器制造工艺有了较大发展，西樵山文化逐渐形成。 

    第三次开发的高潮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随着河口向南海的推进，河流泛滥威胁日益减少，珠江三角洲逐渐稳定，在西樵山的四周已经出近40处原始部落，他们成为西樵出采石、制石的常年开发者或专业生产者。由于大批西樵山产的双肩石器外运，使对西樵山双肩石器需要量激增，这要求西樵山有稳定、持久的采石、制石生产。这一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先越人渔猎部落正处于转化和瓦解过程中，他们已使用比较进步的几何形印纹陶器，但石器仍以磨制的双肩石器为主。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对分布在西樵山周围的灶岗、鱿鱼岗等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它们是以双肩石器、几何印纹陶为主的贝丘遗址。

    石器传播具有鲜明海洋文化特质

    西樵山石器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既有比较原始的石器打制技术和类型，又有普遍存在以双肩和梯型斧锛为代表的石器文化。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曾骐表示，西樵山石器制造场的各种生产品，可以反映出由细石器到双肩石器的转化过程；可以反映出双肩石器的发生、发展、变化和它的工艺过程。南方百越民族文化中的青铜斧、钺、锛的祖型都可以在西樵山双肩石器中找到，西樵山文化是珠江流域文明的前奏。而盛行于珠江流域的双肩石器，直到青铜时代还在继续使用，对岭南地区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渔猎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邱立诚也认为，双肩石器的产生和使用，大大促进了生活形态的改变。双肩石器使耕土更为容易，农业也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由此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此外，双肩石器的使用，也使营建房屋的能力有了很大进步，居住形态也有了更多变化。

而这种文化也对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部分石器以交流或贸易的形式，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彼时西樵山不仅临海，而且是三江交汇之处，水陆交通非常便利。凭借其地理环境优势，加上优质的石料资源，吸引了环珠江口甚至周边更远地区的先民来开采石料，制作石器工具。其产品通过陆地和海洋传遍珠江三角洲，而且逐渐辐射到广东中部、南部、广西南部和海南岛，形成了一个以双肩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分布区。

    曾骐教授认为，分布远及台湾、南洋、东南亚一带的双肩石器，其孕育和产生的故乡是以西樵山为标志的珠江三角洲。因此，西樵山文化也是我国原始文化中面向海洋，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支重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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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石器与双肩石器

    细石器主要包括石核、石核石器、小石片、石片石器等。在西樵山东麓至少五处细石器遗存，数量庞大，收藏在广东及南海博物馆的石器标本总数在3万件以上，包括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等。石核种类很多，有楔状石核、锥状石核、多面体石核、带把石核等；石片石器包括尖状器、各类刮削器、雕刻器、琢背小刀、石镞等。这类细石器与我国华北以至东亚、北亚和北美地区的细石器属同一传统，表明我国细石器分布的南界已达南海之滨。

    随着时代发展，农业和畜牧业逐渐兴起，西樵山也实现了由细石器工艺向双肩石器转变。双肩石器的主要类型有以双肩为特点的石锛、石铲、石切割器、长身石斧、石凿、石锤、石锄、砍砸器等。石器以打制为主，也有少量精致的磨制石器。双肩石斧分布很广，在国外有人称之为“特种石斧”、“有肩石斧”、“有柄石斧”等等，我国长江以北十分少见，是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最富有特色的遗物之一。在西樵山，“双肩形态”成了生产工具的规范标准——除了双肩石斧外还有双肩的锛、凿、铲，甚至连扁薄的切割器、刮削器也都有双肩的特征，因此把这些石器统称双肩石器。